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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的一天，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 他们宣布，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一年来，清查组进进出出，另一块牌子“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”不久前刚被摘下，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，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 没人说一句话，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杜润生　　23年后，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，看见围墙高耸，门口警卫荷枪挺立 我们被告知，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 门侧依然挂着“清代礼王府”的石牌 　　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，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 三百多年后，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，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，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 这是1982年，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，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 往后7年，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　　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，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 尽管“文件”早已无法“治国”，但在1980年代，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 改革漩涡的中心里，年轻人出现了 　　“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、哀叹的、悲愤的、抗争的，也有批判的，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……他破格培养，委以重任 ”多年沉浮后，曾轰动一时的“最年轻副部长”翁永曦一语概括：“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，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”　　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，谈及九号院，都流露出纯真神态 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，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 我问他，“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，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？”　　“改革者 ”他很肯定 　　“改革者”后来散落各方 2002年，杜润生90岁生日，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，他们再次相聚 杜润生说：“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，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 可喜的是，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，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”他不会想到，若干年后，团队成员王岐山，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　　“像三十多年前那样，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”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，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　　他们怀念九号院，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历史性的遇合　　“我们这一代人，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，”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，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　　1979年，翁永曦31岁，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，到农民报当记者 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，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，任实习研究员 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 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，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：中国往何处去？　　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，到处都在宣扬“思想解放” 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，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 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 　　翁永曦喜欢交友，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，三五十人挤着讨论，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 青年们达成共识：要改变产生“四人帮”的土壤，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变革 　　漩涡之外的农村，农民已经行动起来 就在前一个冬天，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，一千多公里外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 他们太穷了，20年人民公社，村里人数减半 三年大饥荒，村民十死其三，幸存者四下逃生 1978年，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，夏天又遭遇大旱，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，连乌龟都渴死了，鸟儿坠落到地上，小麦种不下去 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，没想到一包产到户，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 1979年夏天，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，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，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，对此也明文禁止 　　他处处碰壁，直到遇见陈一谘 　　陈一谘也是1979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，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 在他看来，政治民主缺乏基础，从经济入手则是大方向，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　　改革从何入手？来自山南区的材料让陈一谘似乎看到了线索 他很高兴，把材料交给胡耀邦和朋友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，几个月后到安徽农村调查去了 　　1980年，陈一谘跑了14个县，调查了3个月 回来后他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，朋友何维凌、邓英淘、王小强、杨勋、江北辰、白若冰、张木生等人很支持，加入筹备 早在1968年秋，20岁的张木生就写万言书提出“包产到户可以增产”，招致牢狱之灾 如今，年轻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径，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农村入手 　　1979年，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，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 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“右倾分子”后的首次复出，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，吸取邓子恢的教训 　　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、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，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：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“不许包产到户”，已在这年9月改为“不要包产到户” 　　杜润生找到胡耀邦，让其将“不要”改为“准许”，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 5个月后，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，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 不久华国锋辞职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　　杜润生没想到，各省市区座谈会上，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 在争论、妥协之中，75号文件诞生了：可以包产到户，也可以包干到户 　　表面看来，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，“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” 然而一旦实施，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，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，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，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 老同志们痛心疾首，拉着杜润生：“包产到户，关系晚节！”另一些人更为愤怒：“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！”　　在改革的关口，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，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，寻找更多支持者 就这样，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他甚至不是党员　　1980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，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，让他拿出方案 “1500亿！”他很惊讶，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 火车临开前，黄江南和朱嘉明跑进了车厢 　　在当地，他们拉翁和几位朋友聊天，当晚海阔天空，翁永曦畅谈中国社会问题、外交和国际形势 没想到，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，有人喊他：“小翁小翁，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 总理看了你的文章，约你去中南海谈谈 ”　　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和记者，把内容写进了内参 翁永曦感到吃惊，“一个白丁，最底层的干部，中南海要听取你意见？”　　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，又约了第二次，“我说我们还有3个人，是个‘康拜因’，一块参加行吗？”翁永曦回忆说，在80年代的聚会中，自己和王岐山、朱嘉明、黄江南志趣相投，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，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，像个小组合，就自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 　　“第二次见面，几位副总理都来了，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、几位经济学家，也参加了 总理说，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，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 ”　　此后，翁永曦、王岐山、朱嘉明、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，人称“四君子” 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，将他调到农委来 翁永曦说，王岐山“精明能干，不搞心血来潮、昙花一现的花架子 研讨会上，听得多，说得少，总能探骊得珠；喜欢看书，涉猎甚广，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 同事、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，总很热心，骑个小摩托，挺忙乎，累得跟驴狗子似的 上下印象都好，很快入了党” 　　1981年2月，陈一谘们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走上历史舞台，还是学生的周其仁、陈锡文、杜鹰等人都加入进来 成立前一晚，张木生借到了经费，寒夜里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，是一千元，另一个口袋里又拿出一摞，往桌上一拍说：办好了！　　成立会上，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去讲话支持 邓力群帮他们向国家计委主任沟通，最后计委给他们下达了编制 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，农委则常给他们调查经费 　　1981年夏天，他们就用农委拨的经费，到安徽滁县调查去了，回来后又参与讨论、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，文件宣布：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，“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”，结束了30年之大争论 随之而来，是农委取消，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(“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”是它的另一块牌子) 农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，更多年轻人走了进来 　　二十多年后，周其仁仍记得一个细节：有一年文件通过程序后，杜润生派他去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的校订 他自知责任重大，工作很仔细 文件付印时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，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——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，而他甚至不是党员 九号院重塑了他们　　“起草反对包产到户文件的人，为什么又成了起草推动包产到户的人？”赵树凯反问 这是多年后才想到的问题，当时只沉浸于“总参谋部”的氛围中 　　赵树凯年轻时是个山东农民 他喂牛、赶马车，也听村人说，农民不是人当的 他时常惶恐，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？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4年后，他来到九号院，成了一名秘书 　　那年夏天，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第二个一号文件 九号院人来人往，会议不断，几台老旧印刷机成天响个不停 他时常收到办公室主任高文斌电话：通知XX部长明天来开会 他很惊讶，一台保密红色电话一通知，“第二天呼啦来了十几个部长 ”　　“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”赵树凯感叹 在受访者的描述中，九号院风云际会，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，纵横交汇 　　某个春节过后，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 到会议室一看，是习近平、刘源、万季飞等人 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——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，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　　“他们无所顾忌，敢讲真话，不像地方干部，报喜不报忧 ”联络室的蒋中一说 后来，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，“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，都要把我们几个(习近平、刘源、陆学艺、翁永曦)请过去，先让我们讲，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”　　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 他说无论习近平、刘源或是他自己，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，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 这其中，安排送文件资料、组织会议座谈，“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”的，是王岐山 　　在80年代的相会中，王岐山展现了“广泛交往“及“很强的组织能力” 赵树凯注意到，“风风火火，爱讲笑话，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”的王岐山，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，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　　“他比较特殊，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 ”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，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，将题目委托出去，不断发现新人才 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，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，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 　　《走向未来丛书》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，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 它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，正如序言所引用的：“思想的闪电，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，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”　　1982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：“这套图书不停地介绍国外先进理念，我们因为封闭了荷甲比赛比赛多年，又搞文化大革命，不了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因而这些信息整天刺激着我们 ”　　那些年里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，每天中午，老人们休息了，年轻人就到那儿交流信息和思想 他们对新资料、新情况、新观点、新思维、新理念特别的敏感，“就怕自己跟不上” 　　他们阅读、思考、到农村去，收集最真实的细节，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 后来他们发现，九号院的风格几乎重塑了他们 　　其中一个故事，蒋中一记了几十年 1982年，他随翁永曦到凤阳挂职，听说一个农民运大米到东北卖，被书记抓去批斗 他们想，这有什么，就把农民救出来，却意外听到他的忏悔：“土改”时他是民兵队长，地分完了，就把老地主捆起来了，要他交出财产，老地主哭诉家里这点东西，都是爷爷辈辛辛苦苦挣下来的 农民说当年无动于衷，等到自己被批斗了，才知其中滋味 　　蒋中一很震撼，他去档案馆阅读原始记录，才知道大跃进的饥民死亡状况，“反霸”时十恶不赦的地主，不过是普通雇主 　　回到北京，他和王岐山交流情况，王又汇报给杜老，最终派了一个小组，把档案都抄回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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